罗文治，原名张金法，1917年出生，1937年加入中国。上世纪30年代，他就是西安的组织者之一，参加了支持和拥护“双十二”逼蒋抗日兵谏的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曾任陕西省纪委副书记、书记等职。
罗文治同志为党奉献多年，勤廉守正的工作、生活态度值得广大党员干部学习。今年恰逢罗文治百年诞辰，为了纪念这位纪检系统的老书记，本刊特刊登怀念文章，以飨读者。
从1978年下半年陕西省纪委恢复重建到1986年，罗文治同志任纪委副书记、书记共八年，他是纪委恢复重建后首位专职纪委书记。在纪念罗文治同志逝世1周年之时，张旭等同志所写“高风亮节、光照后人”一文，明晰地勾画概括出罗文治同志在纪委任上的工作轨迹。而他在工作中所体现出那火一样的热情，一丝不苟的态度，极端负责的作风，忘我拼命的精神，尽管拙笔难述，但令人起敬，难以忘怀。他为人刚正清廉，一生执着为党，不仅反映在革命工作上，也体现在看似平凡却折射灵魂光彩的桩桩件件小事中。
1978年末正在筹建省纪委，一些曾参加调查麟游地下党案件的同志常谈到“老罗”，当时我还以为老罗是个中年人，后来才明白老罗就是罗文治书记，文革前当过省委组织部长，是老同志。在他任上，机关好多同志一直这样称呼他。那时党内能够不称职务称同志，或根据年龄大小姓名前加个“老”或“小”字，或直呼其名，我感到领导同志身体力行是一个重要原因。我就常听罗书记说到当领导不是做官，要干好革命工作，要尽到责任：早在1963年他还曾在《陕西日报》上发表过“清除做官思想，发扬革命精神”的文章。当时另一位纪委副书记董学源也在党小组会上提出不让叫他书记，要叫“老董”或学源同志。当时像我这样二十来岁的年轻人，面对比自己父辈都年长的老领导，自感直呼其名对老年人不尊重，只好将就着以职务称呼了。联想到现在有些人大小有个职务，就取代了名字，别人不称职务就不自在，甚至认为是对他的大不敬而耿耿于怀。对照这些二、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，的确应该汗颜。
我第一次见到罗书记是在建国路干部招待所。那时他刚从江苏调回陕西没有住房，一家临时住在干部招待所的平房里。我去送一个领导传阅的急件，到招待所问明地方就直奔而去，老远就看见房门大开着，有个人穿着白汗衫坐在小凳子上，背对着门爬在床上写东西，床上摆了好多文件材料。他见有人找，连忙站起身来，接过文件让我坐下稍等。这时我才看清他瘦高个子，戴一幅近视眼镜，关中口音，很儒雅的样子，但走起路来大步流星，腰板笔挺。屋里陈设十分简陋，很是朴素整洁。
罗书记把工作看得高于一切，对办公条件从不苛求，更不搞特殊。那时纪委筹建，各方面条件都较差，开始办公在原西北局二宿舍，后搬省委西院内，他直到做书记，都是在一间不到15平米的房里办公，一张旧写字台，一个木文件柜，一对旧沙发，一台老式台风扇，靠门支一张单人硬板床。在二宿舍冬天没有暖气，靠蜂窝煤取暖，有时早上来后遇到炉子灭了，房间更是冰冷难耐。大热天，房间里没有空调，台扇吹出的风都是热的，特别是酷暑时晚上房间里更是闷热，经常见他穿个白背心伏案加班。记得在他做书记后，有关部门想给他搞个套间或调间大点的房子，办公用具重新换一下，都被他拒绝了，还说纪委房子紧张，他能办公就行，没必要讲排场，耍阔气。按规定还应专门配备秘书和车辆，都被他婉言谢绝了。正因为如此，那时我除协助罗书记处理信访、文件和材料，还继续担负纪委办公室其他工作，罗书记还常嘱咐我，要协助其他几位副书记处理好事务。罗书记认为车辆不过是代步工具，所以坐车从不讲究，那时纪委还有帆布蓬吉普车，他照坐不误。尽管那时纪委车况差，派车人员因为事多车少为难过，但从未因为车型的好坏为难过。他做书记后，办公室要给他固定一辆车，他还专门交待，他不出去时，这个车大家都可以用。 他到北京或外省市参加会议，接待单位都特意提到外出可提供车辆，而他总是表示感谢，但从未见过他要车。在北京会议间隙有时抽空去看一些亲戚朋友，不是挤公共汽车，就是乘地铁，而且还不让人陪，我看他年纪大有点不放心，有时就提出干脆要个车吧，这样方便一些，他总是说这又不是工作，也没什么急事，就不要给人家找麻烦，这样虽然不方便，但咱可自由嘛！
他外出开会或下基层检查工作，一切从简，从不给别人添麻烦。住宿在招待所，不收礼品，不让宴请，吃饭很简单，以面食、素菜为主，也不让下边同志陪，每次离开一个地方，都要问把食宿费用、粮票结清了没有。记得有一次到一个县上，他的“清规戒律”太多，县上同志有些过意不去，就在饭桌上提前摆了白酒和几瓶啤酒，他看见了就问这是咋回事，并让取掉。我看他很严肃，赶紧说喝不喝由咱们，是不是不要取了，不然县上同志脸面上不好看。他才默不作声，埋头吃饭，桌上的酒动也没动。我只见他喝过一次酒，那是在新疆召开座谈会，他解放前地下工作时一位老战友在乌鲁木齐市任职，会议间隙请他到家中吃饭，他把我带着一起去，老战友在新疆见面分外高兴，我看他连着喝了几杯白酒，一点事都没有，感到很惊奇。因为在这之前，从未见他喝过酒。这时我才悟出，他不是不会喝白酒，而是不愿意白喝酒，是从自身做起，反对公款吃喝风。
罗书记思想敏锐，勤于思考，理论水平高，文字能力也强。在他身边工作既难又不难，难的是他对起草文字材料要求急，抠得细，我们送他签阅的文件材料，很少有不被改动的，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。凡改动的地方，都用铅笔勾引到页面四周空白处而且圈起来，有些重要文稿他改动比较大，行文四周布满了大大小小被圈起的改动文字，每看到这种状况，我们搞材料的同志就开玩笑说，罗书记又给咱们结了满树的桃子。再就是凡是他改动过的地方，他脑子记得特别清，你不能随意改动。记得有一次他审改过一个文稿，我重新抄写中觉得有个词句不太合适，就用了另外一个意思相近的词句，而且认为那么长的文稿，他哪能记那么清。结果文稿打出后，他就问这个词句怎么改了，还说好在词句意思还相近，但不是很确切。从此以后，我明白凡是他修改变动的地方，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当然也不是一概不能改动，你认为某些地方需修改并说明理由，他也会很乐意的。为什么又不难呢？这就是凡他自己的讲话，只要帮着搜集数字、查找资料就行了，然后等着他写好后给抄清，根本用不着别人费神起草修改。遇到在起草讨论纪委一些重要文件时，他会明确指出哪些地方写得不错，哪些地方需要修改，怎么样改比较好，甚至选择哪个词语、选用哪个事例他都给提出建议，这样起草的同志改起来也比较顺利。他从来不提那些笼而统之，让起草人员摸不着头脑的所谓要“再高一点” “再深一点” “再实一点”的修改意见。
罗书记工作繁忙，平时不苟言笑，但对下属很关心。纪委恢复重建那些年，人员少事情多会议也多，记得有一年大年三十下午四点多正在开会，我当时作会议记录，一个议题刚讨论决定完，罗书记说今天下午会议提前结束，大家也准备一下明天过年。我刚进家门不久，罗书记、杨鸿章书记就来看望，那时我住单身楼三层的一间宿舍，加上我爱人正在收拾所买的东西，显得杂乱拥挤，他俩关切地问年货准备得怎么样，还特别说到纪委事情多工作忙，让我爱人多体谅，使我非常感动。我才明白他俩会议结束后并未回家，而是利用这点时间逐户看望工作人员去了。
我到县上任职锻炼时，临走前去看他，他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上学读书是学习，下乡实践也是学习，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。到县上工作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，一定要和当地同志真正融合在一起，遇到问题要向他们多请教，勤沟通，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是从省上下去的，带上一种优越感，这样就会不利于工作”。而且关切地要我把家里事情安排好，要注意身体等。我虽然做得不够好，但罗书记那些关切的话，使我感动，受益非浅。
罗书记为人光明磊落，坦率谦和，淡泊名利，荣辱不惊，只要革命工作需要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进退。他离开纪委书记岗位时已年届古稀，为革命工作操劳了一生，本可以放松一下，享受天伦之乐，颐养天年。但他却是人离心不离，继续关注党风廉政建设，用他那已经颤抖的手拿起笔，给报刊写文章，给中央提建议，真是赤心可鉴。特别是当组织上需要他主持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时，他不顾家人劝阻，又义无反顾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征程。尤其在呕心沥血，亲自动手撰写《陕西地下党反敌特斗争纪实》一书时，他不顾年老体衰，旅途劳累，下市跑县，翻查档案，走访老友，寻找当事人，挖掘核实第一手资料。在生命的最后两年，他与病魔顽强抗争，忍受着多次手术和化疗的痛苦，仍然笔耕不辍，修改补充《纪实》书稿。在弥留之际，仍为《纪实》一书补写了两页小标题。当他的夫人周玉秀托人让我帮助辨认这两页纸的文字时，我这个比较熟悉罗书记笔迹的人也有好多字辨认不出，看着纸面上那些弯弯曲曲的红色线条，像是生命的乐符在跳动，震撼人的心灵，使我真切地看到了一个老员的高大形象：这就是在革命战争年代，他为了党的事业从事地下工作，不怕掉脑袋丢性命；在和平建设时期，无论何时何地何岗位，都把党的事业当作生命，甚至比生命还重要。这种忘我奉献，一生执着为党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。编辑：卢方
